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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方:怀念著名作家和出版家曾彦修同志

May 18, 2017

原载《往事》第一百二十九期   二零一五年八月三日

五柳村《人物与往事》于August 8, 2015 发出,该博客已被屏蔽(海外仍可访问)

 

《往事》编者的话:“自1943 春初起,即在康生《抢救失脚(足)者》报告之前四五个月起,土地还在半冻结时,各大小机关、单位、学校,即无例外地开始大建土围墙了……从此,到撤出延安 为止,各机关、学校均只有一个警卫严格的大门了,彼此之间的来往就完全停止了……往来的只有机要交通员,延安成了一座沉寂的城了。” “整风运动形成一个单位内部小组之间不能自由往来,个人之间更不能自由来往,而且人与人之间往往还有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以上是曾彦修先生写给何方先生 的信中谈到延安整风的两段话。

延安整风时的情形,就像后来全中国的预演。后来的情形,只不过是把发生在“革命队伍”里的事情扩散到全体 中国人罢了。其实,问题倒不在于运动的具体目标和内容,而在于形成了一种机制,一是通过无规则的内斗产生最高权力,一是通过大规模的整肃和监控来维护最高 权力。在作为原型的苏俄,这种机制主要是外部的,主要表现为消灭或控制人的身体,无耻地利用人的恐惧与贪欲;在延安和后来的中国,这种机制还被内化了。 “沉寂之城”延安正是延安人的外部表征:隔绝与互相隔绝,监督与被监督。

在延安之前,党内斗争基本上采用外部形式,处决和大规模的清洗、兼并,如富田事件等。只是到了延安之后,斗争才变得更内在化和精细化了。

此时的延安,国际派的从天而降,大批知识青年的涌入,使得领导层的权力结构和群众基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斗争不再只是组织的和军事的,而且是理论和意识形态的。需要掌握的,不光是外在的权力,而且是人脑和人心。

延安整风的主要内容是整肃知识分子(国际派也是知识分子)。其基本战略,是把知识分子框入资产阶级或小资 产阶级的阶级范畴,让工农与之处于对立状态,使之处于受批判被改造的境况;其基本方式,是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干部斗干部,利用国际派整国际派,利用白区 人整白区人,利用知识分子中整知识分子,创造了群众性的整人运动;其基本战术和手段,不仅通过暴力和强权,而且借助“说服”和感化,开创了让普遍自负的知 识分子自轻自贱,自我否定,自我批判,自我“革命”的历史。建政以后,政治运动不断,虽然攻击的对象和诉求有异,但这套贬低、压抑、整肃知识分子的路数, 却是贯彻始终的。

知识起于疑,宗教起于信。《野百合花》与《三八节有感》不就是疑吗?毛和党要求的则是信徒,是“驯服工具”。曾彦修正确地指出刘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启蒙主义尖锐的对立面。

当剔除了疑,确立了信,个人崇拜就大行其道了。结果搞得光焰万丈,势不可当,党政军民学深受其害。上世纪 60年代,面对因自己的助长而得势的政治巨无霸,刘少奇在改版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很显眼地提到党的领袖不得把自己凌驾于全党之上,也应该服从党的规 则,其权威应经过全体党员的同意。但已无济于事,党内已没有任何规则可以制约领袖。

至于知识分子如何在一轮轮的整肃中生存下来,曾彦修先生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胡乔木,“这人是二重人格: 他要维护与推广的,其实是他内心反对的,因为此人究竟是有水平的……他若不如此,恐怕早已不在人世了。他躲得过延安那一劫吗?有才又有见解,能存在吗?” 一个是“我辈”,“我辈之能活下来,在那时其实是才识俱无的。”换言之,只有特别懂和特别不懂的人,才能活下来。

两位老人的对话,可以看作是两个幸存者之间的交流。他们用亲身经历质疑了那么多事情,为那段历史提供了另一种观察角度。

谨以此文悼念前不久逝世的曾彦修先生。


 

怀念著名作家和出版家曾彦修同志   

何  方

共和国新闻出版事业的领军人物之一,著名的作家和思想家,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斗士曾彦修同志,于3 月3日凌晨离开了他一生所关怀的社会和热爱的人民驾鹤西去了,享年96岁。其实,进入今年以来,他的身体就已经很不好,2月6日又因肺炎住进了医院。我因 骨裂卧床,对他的病情虽然十分牵挂,却无法前去看望。他的病已极重却还在关心着我,自己入院后就嘱咐他的秘书小马,为我了解一下有无住院治疗的可能。作为 他的挚友,在2月27日他病危后,我也只好写了一张字条向他告别,其中写道:“我和曾老交好多年,可说是情投意合。他崇高的思想和纯洁的人品,一直是我学 习的榜样。在长期交往中,他从来都是真诚相见,没有丝毫的虚假和应酬。在我看来,曾彦修同志早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 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对我们伟大的祖国来说,这样的人实在不多。曾彦修的思想和精神因此更加值得人们的珍视和传承,并 不断得到发扬光大,成为全国人民的一份宝贵财富。一代伟大的人道主义战士和思想家曾彦修永垂不朽!”

陆定一当年抄录于谦的《石灰吟》一诗书赠彦修同志。大概是认为他们二人有相似之处, 或者是在鼓励彦修学习于谦。而于谦在此诗中,既有些自我写照,也含有自勉之意。其中“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这两句,正可用来形容彦修同志在政 治运动中舍己救人的情操。彦修同志说过,什么都能变,就是良心不能变。在怀念彦修同志时,有感于他极为爱护自己的清名,又想起于谦的另外两句诗:“清风两 袖朝天去, 免得闾阎话短长。”这里只具体说两件事。

彦 修同志和我谈到毛泽东个人崇拜问题时同我聊起他被安排参加帮助毛岸英提高文化知识的事。他说,毛泽东早就有意把毛岸英培养成为他的接班人。毛岸英一从苏联 回来,为了让他能尽快了解中国的各方面情况,毛泽东立即安排对他进行密集培训:让他先后跟着两个劳动模范——吴满有和赵占魁劳动和生活,算是碰了碰农、碰 了碰工,接着把他派到康生身边,搞了一下土改。但光是这些,对于领袖人才来说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让他迅速掌握中国文史知识。 于是陈伯达和胡乔木就找了田家英、于光远、凌云、曾本人和史敬棠还有一个谁(我把名字忘掉了)辅导毛岸英学习。彦修同志谈到这里时说:于是我就成了太子太 保了。我说不行,你够不上,顶多是个太子少保,陈伯达和胡乔木才算得上是太子太保。到了我写《党史笔记》在文中引述此事时,彦修同志又坚决表示“不想沾 光”,说:“此数句务必删去好,以免我们有沾光之嫌。”他后来在 《微觉此生未整人》一书中干脆否认他当过毛岸英的老师。

另 外谈一个他同胡乔木的关系。彦修同志多年受胡乔木直接领导,他们的历史关系很深,在延安时曾一同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和中宣部工作。那时中宣部实际上是胡乔木 在管事,而胡下面主要只有彦修同志这个干事。全国解放后,乔木让彦修当了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应该说,在同辈中,这种职务和级别的安排,还是比 较高的。后来,两人的思想认识才逐渐分道扬镳。改革开放后不久,彦修同志到人民出版社担任总编辑和社长。他建议翻译出版“外国政治学术丛书”,其中包括比 利时学者曼德尔著《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以选这本书,是因为胡乔木本人对这本书大加赞赏,并竭力推荐。他当时显然并不了解曼德尔是第四国际的领袖 这个事实。当出版社在书中专门说明曼是当代国际托派的著名理论家后,胡乔木立即大兴问罪之师,要出版社写出书面检讨。彦修同志对这种翻云覆雨的两面做法意 见极大,给胡乔木写了一封长篇辩诬信。胡乔木是中国党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彦修同志对他了解既多又深,所以我希望他把费了好大力气给乔木写的这封信发表一 下或以其他方式做个介绍。大概正是由于他们之间存在的历史关系,彦修同志始终采取为尊者讳的做法,即使写出一星半点,也坚持不指名。他在《微觉此生未整 人》中说,“不能因为今天我对他(胡乔木)晚期有一些意见,就说他不好,中国人尊师重道,我这个习气改不了。”彦修同志还可能感到胡乔木对他是有知遇之恩 的。在本文后面所附曾信摘抄中可以看到他对胡乔木的真实看法。

彦修同志是我一生中的一位难得的知己加诤友。我们的深交始于1979 年,中共中央决定隆重举行追悼会为张闻天平反昭雪,我们二人被指定参加起草悼词(悼词后由邓小平代表中央在会上宣读)。所以指定我们两人,是因为我们同张 闻天有些历史关系。彦修同志先在延安马列学院做过张闻天的学生,后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又受张的领导并随他到晋西北进行过农村调查(曾说张闻天对他写的调 查报告是感兴趣的)。我则是1949年在辽东省委宣传部工作期间被张闻天看中,1950年被他带到北京从事外交工作。在此后的十多年里,他一直把我当作他 的得力助手使用,从不让离开他的身边。直到1959年他在庐山会议上被毛泽东定为“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副帅打倒,我也随之被外交部定为“张闻天反党宗 派”的主要成员而遭殃。除了各自同张闻天的历史关系,还因为我们都敬仰张的学识和人品。

1979年11月,在胡耀邦同志的倡导下,中央批准成立张闻天文集编辑领导小组,指定我们两 人为小组成员,又在小组之下设立由萧扬和张培森先后担任组长的工作小组,负责处理有关张闻天平反昭雪后的一切宣传和资料收集整理等事宜,这项工作持续至 今。从那时起,我们的合作一直延续了三十多年。在这些年里,彦修同志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贡献。张闻天夫人刘英同志有一次跟我说, “成立文集组(指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张闻天文集编辑领导小组”),曾彦修起了很大的作用。那时他是人民出版社总编辑,他很积极,身体也好。他提出,先出版 一些小册子,‘先出版再说,在报上登登。’”在工作小组没有安身之地时,彦修同志在人民出版社拨出一间办公室,小组在那里办公前后四年左右。举凡张闻天文 集的搜集、编辑和出版,资料的整理和保存,萧扬和张培森都先是同我们两人商量后才行动的。2013年9月出版的《200位老人回忆张闻天》,最后的定稿和 编辑工作主要由萧扬承担,但正如萧扬所说,如果没有彦修同志在出版上所起的关键性作用,这本书的面世也无从谈起。

但 是,我和彦修同志的深交,远不止于研究和纪念张闻天的领域。这么多年来,我们的交往更多地是就一些理论和中共党史问题交换意见。随着交往的加深,我对彦修 同志的学识和人品也是越来越钦佩,他对我则作了过分的奖誉。我们既相互尊重、对许多问题有共识,也常在一些问题上发生争议,争论起来彼此互不相让。

为 张闻天起草平反悼词时,我们还只是刚刚结识,但我已不揣冒昧,对他和徐达深原先起草的文稿,拿起笔来就改。对我这种不讲礼貌的鲁莽行为,他不仅毫不见怪, 反而连说改得好。大概这还为他此后对我的过分评价打下了基础。在交往中,我对彦修同志从来就是直话直说。他在撰写《天堂往事略》这部杰作的过程中, 曾分篇寄给我征求意见,我对他偌大年纪还下那么大的功夫,包括硬啃维辛斯基(此人1935年起任苏联总检察长,提出只要有口供即可定罪,无需更多证据的 “理论”)的法学著作,很是佩服。但对他把书名定为《白头宫女话长安》、自比“白头宫女”感到实在不妥,坚持提了三次,请他换一个。他长期舍不得改,坚持 到最后才改换了书名。

1999年我改行学习和研究中共党史,几年内写出二十篇笔记,最后出版了《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一书。写作过程中,我每写完一个章节,都必定送请彦修同志审阅修改。他每篇都有回应,提意见直截了当,往往就像给中学生批改作文那样,具体到这词或那句“删”、“加”、“改”。除了详细提出修改意见,有些篇章还引出他对相关问题发表长篇议论。特别令我感动的是,他给同一篇章提的意见,有时竟亲笔抄改数次,一寄再寄。我在《党史笔记》之前和之后写的其他文章,也都送请他批评指正。

对于有些文章,他一而再地谬奖有加。例如,说我在《党史笔记》里 “谈个人崇拜的文章极好。因为没有你这样去研究他,说明他,一般论文解决不了问题。此稿似丢了脑袋也要能公开存世才行。你这是菩萨心肠,菩萨行为,为国为民做了好事……在我火化之前,能读到抢救及个人崇拜二文,也算幸福。”再如:“我生平自37年12月到延安至今,看过三遍的东西,只有你这一件(指我有关在二战后世界即已进入和平与发展时代问题的文章)。帝国主义论、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国家与革命均只看过二遍。毛的论文虽觉深刻,但觉拉得太长,论持久战则有些东西太扯远了,反失去精炼。你这长文,我不是说它比毛的论持久战还重要,决无此意。主要是无人将战后实际情况简要讲清楚过。”这些话,实在是我担受不起的。

彦 修同志多年来一笔一划地写给我的信札,数量相当可观。来信内容除了商量张闻天组的事情外,绝大部分是对我送请他指正文稿的修改意见。对于我所写《党史笔 记》中有关毛泽东个人崇拜和延安整风抢救运动等篇章,他批阅用力最勤,发表意见最多。这些信反映了他对我的深厚情谊,更是他深刻和犀利见解的珍贵记录。在 沉痛悼念彦修同志的此时此刻,我很想把他信里表达的一些思想同所有敬重并钦佩他的朋友们分享一下。下面就分五个问题,按来信时间排序,作点摘抄(楷体是我的文字)。

                                      

一,谈毛泽东和个人崇拜:

 (一)我在《党史笔记》中写的《普遍整风与知识分子》一章中,提到我们在延安整风时学习陈伯达《评〈中国之命运〉》的情形。对此,彦修同志于2002年8月31日来信:

“我 意,整风中陈伯达在建立个人崇拜方面是立了汗马功劳的。陈的两篇文章《十年内战时期的革命与反革命》、《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整风中受到极大 重视,学的时间很长。这二文提出了,党中央内部历来就有正确和错误路线两条路线在斗争着。正确路线的代表,始终是毛泽东,从党成立的那天起。《读〈湖南农 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更明确指明,此文奠定了中国革命要走农村武装斗争的道路的理论基础。我觉得在延安整风中,除毛自己的文章外,最重要的就是陈伯达的 几篇文章了。我对毛的个人崇拜,就主要来自陈的上述二文。至于刘少奇的《修养》、《党内斗争》,则主要是强调必须消灭个性,人人都必须成为‘驯服工具’的 教科书,尤其是《修养》,没有起好作用,只要人成为工具,而不要人有思想,是启蒙主义的尖锐对立面。此文的消极作用至今在一些同志头脑中仍占统治地位,我 们要建的是苏式党,大大不利于邓小平的一些正确思想的贯彻。”

(二)2003年5月10 日来信:

彦 修同志在读到《党史笔记》中有关毛泽东给毛岸英找老师的一段文字后说:“我等不想以此沾光,同时,这任务不是毛直接指定的,是陈伯达、胡乔木分别指定的, 删去为好。我过去所以说明此事,是有人不知凌云时间最长,我离东柏坡去西柏坡后,又改由于光远与之联系。毛岸英则只承认田家英一人,一因田以后在毛处工 作,又是第一个,三(原文)是学中国文史,小毛最缺乏此方面知识。故此数句务必删去好,以免我们有沾光之嫌。”

(三)2003年10月18日来信,要我仔细阅读并保存沈志华在2002年第5期《中共党史研究》上发表的《赫鲁晓夫、毛泽东与中苏未实现的军事合作》一文,说:

“此文证明,1958 年后所谓苏方要从军事上控制中国的宣传,全是假的。根本问题是斯大林死后,特别是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迷信后,挖了毛泽东个人崇拜的祖坟,毛自己立刻就要从 儿子党变为老子党。他十分甘心做斯的儿子,但斯死后,特别是被批后,他就要把中苏关系彻底转变过来。特别是1956年秋冬苏联在波匈等地遇到困难后,他就 感到苏已无力东顾,该他当老子了。1957年要以苏联为首纯属虚晃一枪,目的在暂时麻痹外国党,更重要的是想引发国内的亲苏势力上钩,掌握党内上层倾向。 总之,联合舰队,长波电台等,均是寻借口反对赫鲁晓夫。毛的第一敌人是赫,赫之罪在于敢于揭发斯大林。此文我认为已解决问题,故放大后供你仔细看看。”

他在文章页边还作了些批注:“(在1955年1月陈赓等组团同苏联远东军区及太平洋舰队商谈防空合作问题有关段落旁)斯大林时代心甘情愿做儿子,比蒋介石对日本人还不成体统!……1955年还是积极的。可见,二十大后紧箍咒没有了,父子关系要想反过来了。问题根子在未建国前即决定‘一边倒’。其实即自称愿做儿皇帝!” “波匈事件时,我在苏访问。苏政治书籍出版局负责人在会见我们时,对中方去人帮助他们下坚决镇压决心表示感谢!”

 (四)他得到李锐作于2003年11月13日的《如何看待毛泽东》一文的打印稿后,在稿子上加批注寄给我,说:

“第三页上,指出1950年5.1口号末句,毛主席万岁,是毛自己加的。此事想来你也知道。我过去听说过原中宣部宣传处长王宗一在文革中自杀,听说与口号有关。王初拟稿中无毛万岁,毛加上后,王似乎表示过惊异,文革中遂被定为反毛,不得不自杀。”

(五)2004年5月26日来信:

“毛泽东深悉此中(指喊不喊万岁)窍诀,所以他在1950年由党中央发布的庆祝口号中,迫不及待地自己加了个‘毛主席万岁’的口号上去。 此点,他同斯大林正好是一模一样的。同在1949年12月斯大林70寿辰之前赶出来的《斯大林传略》一样,‘斯大林——今天的列宁’,就是斯大林自己加 的,现在俄罗斯有档案为证……毛的推行个人崇拜运动,绝不是出自简单的个人虚荣心理,而根本上是他的历史总结的结果,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永远保持个人绝对 独裁统治,使它不能受到万分之一的动摇。”

“宣传亩产数万斤粮食的运动,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毛本人出自农家,不会真相信的,但他坚持如此宣传甚久,就是纯属政治需要了。凡是毛不同意的,他当时就要大发作。1945 年8月上旬,美国在日本投掷第一颗原子弹,解放日报把消息登到第一版,标题也较大。毛立即发作,大加批评。第二天或第三天,有些单位就听了这个尖锐批评的 传达了。(我在中宣部就听过陆定一的传达。那时陆刚离开报社,挨批的可能是博古、余光生等,陆那天传达时明显地更加口吃。)”

对于抢救运动章节中谈“积极分子”这一段,他说:“当然,多数人是被迫服从,所谓‘党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一年到头就希望作‘政治运动’,因为这是这类人的唯一本事,这是至今还很突出的问题。即吃‘运动’饭问题,而上级党组织往往以此为所谓‘党性’是否坚强的标准。”

 (六)2004年7月13日来信:

“其实,各地负责人的所谓‘头脑发热’,也全是假话。这热源来自农民,来自自己?全不是,完全是来自毛的要求。所以,这种检讨也全是在做戏。把几十亩田的稻子割下来堆在一块田里,谁会看不出来,除非死人。所以,这些全都是一人骗大家,大家骗人人。”

“中国自己没有做大国主义的条件,却偏偏要在斯大林死后,一下子大翘特翘尾巴。对这些事,至今还被不少人自鸣得意地大吹特吹,兴奋地追忆往日的‘光荣’,这能总结出什么历史教训来呢?”

“事实上为斯(大林)平反的大小文章这两年已如雨后春笋;它们的特点大体上都不用任何资料,而只重复过去的论点或过去苏官方宣传资料。”

“去 掉了个人崇拜或个人迷信,就去掉了一切专制制度的基础和核心。这是古今中外一切专制制度的命根子。日本的军国主义制度,最后还是立在对天皇的神似的崇拜 上。一个没有彻底脱离个人崇拜的社会,永远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文明的社会。相反,流行个人崇拜的社会,则必然是一个专制野蛮和落后的社会。”

“共产党不是邪教,不是黑社会帮派,他们应该是人类理性、良知、美德等等的代表者,而决不能是只忠于个人的愚氓。那样,就是把共产党员变成一个没有人民利益立场的狂热邪教信徒或黑社会组织的坚定分子了。”

 “忠于人主是封建道德的第一条,移孝于忠下,孝是第二位的。现代还要这样做吗?定制一套瓷器为毛氏王国专用,这是远过于明清两 代帝王的奢侈;烟是从四川什邡县配备专厂搬到北京来的,还要配备一套党政保卫工作人员,而且至今还把这些事情作为正面事情反复宣传。至于毛的专列几十年在 中国横冲直撞,开停无时,全国一切列车到时全部让路,就是‘秦皇扫六合,俯视何雄哉’也没有闹到这么个程度吧!张良在博浪沙刺秦,可中‘副车’。证明秦皇 这个警卫范围也不太大。”

 “我以为邓小平的全部理论是四个字:‘人要吃饭’。毛的理论复杂一点,是‘整人重于吃饭’。人死光了,还嫌斗争不够:‘八亿 人,不斗行吗?’哪个秦始皇有这么残暴的理论?邓要把人变成会劳动的机器;毛则是要人变成永远自相杀伐的杀人机器。当然,邓要人道得多。但在人们不要有任 何思想一点上,二人并无区别。他们二人离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目标,其遥远程度并无区别。手段上的大区别,是在‘文革’以后。”

“我觉得‘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即是单纯的集中,那民主是集中施舍的,而不是民主了。又,‘接班人’问题更荒唐,同皇帝找继任人是一回事,即终身制的领导人寻找另一个终身制的领导人,与世袭君主制无异。”

“中 国还有个港台问题的牵制,更不敢搞民主,怕一搞就垮,非长期维持专制不可。我认为中国自动民主化是不可能的,也缺乏这个人民基础,所以我一点也不乐观,不 相信当权者会推行民主法治。现在是越来越紧。胡温似已成纯粹的技术官僚,一切大权均已转入江曾手中了,胡温像是两个抬轿子的。”

对于我在稿子里提到周恩来在群众大会上高呼“向江青同志致敬!”这件事,说: “你既已指鹿为马,递了降书,你的人格就已经受到对方的绝对控制了。你已经当众吻了她的脚了,今后还有什么说的?至于真假问题,那是无所谓的——对方并不希望要什么真的,要的就是这个假的 ,因为这个假的就很管用了。”

“有人放出话来,如去了斯大林那张大像,他‘就一辈子不经过天安门大街了’。后来是否真的这么实行了不得而知,但这个人在反对改革开放后造的孽确也是够多的了。 在中国,像这个人这样倚老卖老坚决反对改革开放的人,其实很多,不过大多不像他那么放肆,是因为他确是有他的‘群众基础’的。(此人指王震。)”

“中共的前途究竟是前进还是应该大退特退,在一些人中,主张退的人还是强大有力的。这些明显的推翻1978 年冬扭转中国大逆流的那次大转变,能不能就已经很巩固,以后就不会有逆转了,还难说的很。历史上大倒退,在人类历史上频频发生,一个回合就巩固下历史大胜 利的,历史上很少见,或几乎没有。中国的情况可以说这种复辟危险更大得多,因为人民无权,历来一切均由上层几个人或一个人决定。盲目乐观在中国可说毫无根 据,而且明明白白是一种不能不叫人不寒而栗的事情。”

(七)读《党史笔记》谈党史编纂学这一章后来信:

“希(特勒)在大小组织均以‘领袖’决定一切,英语似叫’Leader’,译为中文,以‘首长’为好。它不是委员会的‘主席’之类,就是一个大小‘领袖’、大小‘首长’决定一切。我们的一把手决定一切,不是希特勒的Leader是什么?”

 

二,谈张闻天和党史:

(一)2003年3月30日来信:

“其实,‘实事求是’是常识,中外自古有之,本与马克思主义无大关系。现在忽然上升成为似乎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稀有的宝物了,正好说明不实事求是,是久已成风习了,这才显出了实事求是的珍贵。”

(二)2003年5月来信:

“说整个‘文革’前后十多年的时间,前段是林彪在指挥一切,后段又是江青在指挥一切了。如此,毛泽东则始终在一旁观战了。但毛本人根本不同意这个说法,说他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一是打垮蒋介石,二是干了一场‘文化大革命’,他丝毫不说这是林彪、江青干的。”

(三)在读了我所写《张闻天的民主实践与实践》一文后2003 年6月1日来信:

“遵嘱仔细拜读张闻天与民主文,虚实结合,很感动人。所云诸事,至今不为外人所知。上面所关注者,唯在怕下面的人给他加‘伟大’二字,听说没有,就放心了。你此文发表后,人们观感又将大升一步,提出中共领导者中一个真正杰出人物,一枝被折断了的红梅。”

“现在伟大似乎只限于用在陈(云)彭(真)二人身上,周(恩来)朱(德)不知行不行?毛时伟大只用在日丹诺夫与康生身上过,所以还是不伟大好。”

“全文无意见。只第5页第一行‘较少谈法治’,可否改为‘不能谈法治,万不得已以法制代充。其实二者根本不是一回事。’有的极端者,其法制多如牛毛。真的法治必须是民主的表现形式。”

“此文看来并无犯忌讳处,反‘主旋律’处,我看是不容易处分它的,一加处分,处分者的真面目不就更明白了么。”

(四)2011年5月6日致何方、萧扬、程中原信:

“我上次所举五个例子尚甚不完全,未及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歌特反关门主义,凡张(闻天)所涉及者,几无一不是创造性、现实性的大理论问题的正确解决。党的历史上,陈独秀、李大钊,功在建党,他二人也不是马 克思主义理论家。陈新青年时期有些重要理论,但那是民主主义理论,西方十八世纪、十九世纪的民主、人权理论,也很伟大。但在分析中国问题上,就显得浅。不 强调反帝,还谈什么?不大能解决问题。自党成立以来,党内可称理论家者,确是毛公。二十、三十年代以来,瞿秋白、恽代英诸先辈,都未能显出他们理论结合实 践的大成绩。而张闻天一出马就有社会性质、歌特反关门主义二大结合中国实际的巨大理论贡献。当然,同时张在‘九一八’后,也首当其冲,大写反对非马克思主 义诸流派的文章,那是坚决执行斯大林的理论。其他诸关键时期的理论活动则是正确或很正确而且是很杰出的(如西安事变)。党内其他诸人,除毛有不少重要理论贡献外,可谓并无他人。”

(五)2011年6月9日致萧扬转何方、程中原信:

“对 张的赞誉,言辞上我建议以稳重为好。第一次让位,我前已表示过几次意见,张提议自己出去恢复白区工作,在当时的情况下,客观上当然就意味着离去总书记职。 当时回白区就意味着只是重建白区工作,只有上海租界可以藏身,当然就谈不到要在上海租界来指挥红军了。因此,这件事可以说客观上是意味着离开总书记的岗 位,但,形式上则还不是那么明白地让位。

“用中国咬文嚼字说,第一次可以说‘辞位’。第二次是‘让位’。第三次是‘弃位’。当然文字上决不能讲这些,可否只具体说明情况,把第一次说成是‘实质上的交位’,避免说我们也在‘造神’,造一个‘谦逊之神’。

“我的总意见是不必具体说明是不是‘三次让位’,让读者去评价:是两次、两次半、三次。

“我建议,我们要特别注意历史上两次过分的吹嘘,均效果不好。一次是毛对刘的吹嘘,在延安硬树刘;二是林对毛的吹嘘。

“千万不要让读者、党史界有一个印象:何方、程中原、萧扬等亦在‘造神’,造一个‘谦逊之神’。以此,我们可以意到而言有所不到,不宜言满而意尚不够清晰,有待解释,这就后者不如前者了。

“实质问题我们要谈清楚,表达方式则宁可赞而不够,有所保留,不可令人感到赞而浮夸。”

(六)2012年11月24日和12月16日两次来信,谈他收看北京电视科技台播放金一南少将专题后的感想,他说专题题目似应叫“长征”。现把两信抄录如下,并附我的回信:

12月16日信:

“我是从湘江大败以后听起的。若干要点转介于下。1, 大转移事只白崇禧一人全估计到,时间也很准:在1934年秋冬之间秋收以后。蒋未怎么重视。2,红军被逼走的路线,唯蒋手下一参议之类的杨永泰一人提到, 要在改线设防。蒋说是否石达开老路,未予重视。3,特别挖苦了博古。说李德只是伏龙芝军事学院刚毕业生。去苏区原因似不明。博古利用之。从此,即由博古、 李德二人决定一切。4,对张闻天,比前尊重很有限。不过是称为‘总书记’。 对杨尚昆、林彪,渡金沙江前甚重视,以后即未提及。(当然这也是歪曲历史),在人物中特重提彭德怀;于周,也不怎么重视。5、‘四渡赤水’,略提及,未予 夸张,视为军事上的应急行动,不再讲过去的‘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若干年前,同台,有一上校专讲‘四渡赤水’几否定了原来的神话。)6,根本未提及叶剑 英发现密电一字。7、对陈昌浩平反似极大。仍是暗示,多数观众恐怕看不出来。一是徐(向前)陈北上后,一次用电话来表现:陈对对方说‘不打,不打!’;不久又一次陈仍回答说‘不打’,一二秒钟后,又补充一句‘组织服从!’显系对徐说话,最后拿出司令员要服从政委的金牌来压服徐向前。可见以前对陈昌浩全是污蔑的。你接触过陈昌浩没有?他1938 年下学期,时刚逃出宁夏、辗转回延安几个月,竟然教我们近代西方革命史,从文艺复兴讲起,不知他的学问从哪里得到?何时得来?其口才之绝佳,胜王明、博古 十倍。8、最后两次,先是评蒋方人才,谓手下武人、习惯名次,依资历为何应钦、顾祝同、刘峙、陈诚……等。但以陈诚为有真本事。造成江西红区最大损失的, 也是陈诚。陈诚能与士卒共甘苦,行军时,有马不骑,有轿不坐,有美食不吃,后在台湾和平土改成功,是蒋方一人物。

“看来,讲演者是把西安事变及西路军有意回避了,或被迫不能讲,一讲,毛又要减分了。

“这个讲演已半跳出个人崇拜,因将要点呈上一阅。”

11月24日信:

“近若干日北京科技台九时后在播金一南少将的长征全史。前两集我没有看到。我看到的,是从准备离境开始。集中批评的李德、博古。对周(恩来)是保护,对毛(泽东)还是传统的盛赞,对张(闻天)批评的轻。赞美有一些,但用词轻微。过金沙江后,即未提及林(彪)。最突出的是赞美刘伯承。对刘少奇、邓小平似未怎么提起。

“前日晚,于飞夺泸定桥胜利后,离主题大讲了一段,对江西路彭(德怀)、杨尚昆,江东刘伯承、聂荣臻大赞了一番,未及林彪一字(恐不大对)。此外,我特别注意到两事:

“一,对‘四渡赤水’问题未怎么讲,更未大吹。

“二,为陈昌浩彻底平了反,而且客观上大加歌颂。谓徐(向前)、陈同一方面军在一起,接张国焘令,武力解决,消灭毛部。徐可能已多次电话陈昌浩,这次画面上强调的是陈接电话,回答徐,是 ‘不能打’。对方可能还有怀疑,陈作色,只两个字:‘不打!’略过一二秒又十分严重(肃?)的补两句:‘不能打,组织服从!’(政委最后决定权) 如此,则陈昌浩才是个大伟人,临乱镇静,不准内耗。与过去相传的,是百分之百的相反。此事我最感动。陈是我在马(列学)院的老师,讲西方近代革命史。竟敢从英国、荷兰讲起,其口才哪里是王明、博古赶的上的?”

   

我的回信:

“彦修同志:

“我 实在佩服你老兄越老越精神,不但看书作文,还旁及各种杂务,竟看到金一南来了。而我乍一看到金一南的名字,还以为是参加东北抗联的朝鲜人呢。至于陈昌浩同 志,确实是个人才。他的惨死于文革中,固然有毛的帮派主义影响,但个人也有失误。河西失败后,四方面军被围困的几个领导人各自逃生。总指挥徐向前只身潜走 延安,政委陈昌浩逃回湖北老家,同旧式婚姻的妻子同居生子,居家近年才去陕北找到中央,经批斗后安排在马列学院教书,建国后任编译局长。他的妻子是方面军 政治部主任张琴秋,被马回子俘虏,西安事变后经周恩来交涉要回,解放后任纺织部副部长,也惨死于文革中。

来 信提到长征中一些情况,实属平常。一,四渡赤水,是毛自己吹起来的。后经萧华的长征颂歌,才在历史舆论中大大出了名。其实,在此之前记述长征的著作中,对 四渡赤水并未大吹,而且其中一次还是打了败仗的。二, 长征主要是军事行动,所以作为文职人员的刘少奇,虽然当选六届政治局候补委员,但军内职务却在杨尚昆领导之下。杨为方面军政委,刘只是方面军政治部主任。 三,林彪虽任一方面军总指挥,但是在中央军委(先为周毛,到川北后改毛周)直接领导下,所以就显不出林彪来。四,所闻叶剑英密电事,史学界多持怀疑态度。 两边译电员在世时均称不知此事。但毛坚持有,谁也不敢否认,而毛和叶的说法又不一致,所以就一直成为历史疑案。一些专家私下谈,按情况分析,此电不可能 有,毛说的历史假话也实在不少。五,刘伯承的确值得赞美。我认为他是十大元帅中第一人,不但会打仗(也许稍逊于林、彭),而且品德绝对第一,超过朱老总。 在全军上下极有威信。一九五九年,毛强令他在军委扩大会上做检讨时,他已几近失明,连稿子都看不清,出席的近千将军无不为之动容,我就听到抽泣声(我因参 加张闻天“反党”,获得与会资格),从此刘帅也就从政坛上消失,直到去世。写到这里,发现新年临近,即祝

新年健康,精神愉快!

                                                         何方顿首

                                                 二○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三,谈知识分子和胡乔木:

(一)彦修同志读《党史笔记》中《普遍整风与知识分子》一章后于2002年8月31日给我写了一封长信,谈“抗日初期进入延安及其他抗日根据地的大小知识分子问题”:

“建 议对此历史事件大加议论歌颂一番。这是中国历史上光辉的一页,中共党史上异常光辉的一页,也是对历史上中共烈士们抛洒鲜血的一种回报。以我本人而论,我并 不知道多少红军奋斗的情况,是无数烈士的鲜血推动我走向延安的,包括我所知瞿秋白牺牲的大略经过及其遗作‘多余的话’。当时只是对他诗句的末句‘黄昏已近 夕阳红’感到不解。

“事实上,应该承认1938 年前后这批人,包括我们二人这种小知青,都是那个伟大时代最先进的中国人和知识分子。这些人都是社会和学校的大小知识海洋中浮在表面上的那层油花,即真正 的社会精英。这个现象,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只出现过这么一次,所以值得大书特书。南宋、南明出现过一批知识分子南渡,当然也值得赞美,但他们是避难,而不是 北上拒敌,所以它的历史光辉就小多了。1939年发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指示时,高潮已过,该来的已经来了,再来便只能是零星的了。由于37-38年 这么多大小知识分子完全自动涌向延安,才使党成为真正群众性的党。这批人恐怕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瞒着父母走的,可谓孝于国,孝于党,而不孝于父母。我也至 今提到母亲即要流泪,哽咽难语。一个人对母亲不孝,能说不终身痛苦?正由于其成员来自各阶层,而很少是工农,因此,就大大影响到中国中上阶层很多人改变了 对中共的看法。‘杀人放火,共产共妻’之谣,不辟自破;共产党、红军究竟是‘匪’还是全国人民的灯塔的问题,在全国豁然而解。

“必 须明确辨明,几万知识分子到延安,是去了一大批财宝,而不是去了一大批负担、一大批‘伪装’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整风开始后,对这个问题的说法便似乎往往有 些颠倒了。先说是‘半条心’,即投机;后说是‘两条心’,即特务。此项估计,相当时期内已经成为基本估计,可谓差之千里,谬之无限万里矣!”

“‘三八式’问题。此段我认为很好,但觉得还不够些。我不但与你同感,而且认为这是党的一个重大的不幸。你这段文章的意见,我多次与人谈过。党始终掌握在1921-25 年的第一代中,至多加上几个苏维埃前期,即1927-30年的一些前辈手中,而且都是终身制。但中共涌现的人才,最多、自觉性最强(有些人从南洋、欧美跑 回来)、最有生气的是‘一二·九’至‘三八式’前后这段中。可是这一段中的人物,竟始终没有一个人在党、政、军的中央以及省部决策层中起过作用,终其一生 始终在‘低干’、中干”中度过,真正可称为‘高干’者也无。我曾一一算过,一二·九至三八式前后(两代紧接,时常合而计之),任职最高者之中不过蒋南翔、 黄华二人,教育部长与外交部长而已,又都是很后来的事。这与操持国政,在中央党政军决策毫无关系。此外,有一个姚依林,晚年入了常委,仅为对付经济危局, 但更似彭真、陈云的代表,起安慰赛作用,难说已算进入决策核心。到了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看看,不行了,于是人皆可以上凌烟阁,入军机处。这是中国也是党 的一个大悲剧,断层了三十年、四十年(从1956年八大算起)。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才不继、优良传统断裂、腐败与坏人用事、拣到篮子就是菜等一系列难治之症 的种因。像地质史上玄古纪、太古纪之后,一下就跳到了白垩纪,中间的都没有了。类似现象,蒋似乎也多少有过,即在军事上,他始终是以何应钦、陈诚、顾祝 同、刘峙等一批保定系出来的老人作方面总司令,而不敢大用较有能力的孙立人、黄维这些人。(上面关于蒋的说法可能错误,因为他只给何应钦、陈诚等人以高 位,带兵实权还是掌握在他的黄埔学生中。)

“从 ‘一二·九’到‘三八式’的人物中,在中共史上根本未能成为举足轻重的一代,这不仅是中共的一个大悲剧,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个大不幸。在中国有一个相 反的比较成功的经验,这就是自然科学、文史界以北大、清华、西南联大为代表的若干大学,自二十年代起,经三十、四十年代,整整三十年间,出了好几代大学 者,以至解放后还是靠这几代学者在为新中国撑门面。文革初毛骂的‘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正好说明那里济济多士,所以遭痛骂。到图书馆一看,今年仍站 得住有参考价值的仍是二、三、四十年代的书及这时代人的著作。此专指史方面。而我们自己培养出来的人,由于不断改造思想,不断地挨整,不断地当牛鬼蛇神及 专政对象等,使得这些人很多也中途凋谢了,甚至非正常地死亡了。故此就没有使解放后留下的老专家们培养出多少大名家来,尤其在文史方面,几乎有一刀两断的 现象。

“我 想,如果‘一二·九’、‘三八式’真当权了,也跑不出马恩列斯一套。因为党的模式已由斯大林定型化。最高决策人是终身制便什么大改革都不可能了。世界各国 共产党要打破黄炎培说的那个周期律,首先必须严格执行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任何人一生只能任两届。不然,哪个社会主义国家不是终身制?又有哪个终身制 不把事情完全弄糟,或把一些极重要的事情弄糟的?‘三八式’即使有一些人参与了决策,但于长期大局恐也无大补,盖斯大林党已成型,各党均不能不照搬。‘三 八式’当权,原则上也不会例外,只是反右派、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一类问题,或不至于如此严重。不过历史难作推测,那时,中共党史或又 将成为第二部《联共党史》即党内屠杀史也说不定。个人终身制贤明如胡(志明)伯伯,唯未乱杀人而已,他也无大政绩;地球那面(指古巴)那个终身制似也未大乱杀同党,但天天开十万人、百万人大会,不亦世界史上之怪迹乎?”

“ ‘知识分子没几个人敢起来争鸣’。实际上是没有一个知识分子敢争鸣。多少可以算‘争鸣’的,我以为只有一个半人,一个是梁漱溟,争鸣的问题确很大,很重 要,梁的意见也是对的。即我们实际上比斯大林下手更辣、更彻底地把农村当作殖民地来掠夺,来发展重工业。梁讲的‘九天之上,九地之下’,不大好听,但呼吁 是正确的,是有远见的。后来的事情越来越证明他意见的重要。另外半个是胡风。胡三十万言书我至今未看过,但他反对庸俗社会学(即庸俗的阶级分析论)、反对 五把刀子的提法,原则上是对的。其实他就是反对公式主义、教条主义、片面歌颂、图解政策、演绎口号、歪曲真相等。胡的语言是怪一些,名词也特别一些。他的 要改造人们‘精神奴役的创伤’,其实即鲁迅的改造国民性问题的怪里怪气的提法。字眼怪些,但意思是深刻的,怎么是反革命?如看其实质,胡即反对文艺上的教 条主义、公式主义、片面歌颂主义等。至于马寅初,提出一极正确但又是常识性之建议耳,谈不到争鸣。不听他的话,便是坚持教条,不顾中国的实际需要。我的意 思是实际上并没什么人敢起来争鸣。以陈独秀问题论,‘日特’问题,有谁同意?但谁敢争鸣(康生自己也不会相信,跟着说,迫于向斯大林交账耳)。西路军问 题,连徐向前也不敢起来说明史实。‘外蒙’问题,毛本人可以同斯大林争,但陈嘉庚一到解放区就提出这个问题,则说他是‘反苏’。我1949年夏即得知此说。”

(二)2004年5月26日来信:

“(延安)哪 一个天天吃小米饭的青年想过要改吃白面、大米,那里根本不生产这些东西,谁个去做这种可笑的所谓的‘绝对平均主义’的梦?王实味的话是有些愤激,其实并没 有哪个青年起来、关心过、反对过什么衣分几色、食分几等之类的事情。照上面那类‘绝对平均主义的’怪论,那么,拼着性命到延安去的,倒不是全国青年中最先 进的部分,而是全国青年中最落后的部分了,简直令人笑掉牙齿。现在某些写党史的先生们,请问:你们这不是对中国当时最先进的那部分革命青年,对中国共产党 这段时期的历史最大的污蔑是什么呢?你们把当时全国最革命的这部分革命青年,写成落后不堪的分子,这不是污蔑是什么呢?其实在延安的青年生活已较优越了, 在前方的同志们更苦得多。”

(三)读我所写《时代问题十讲》一文(里面谈到共和国成立后无大师)后于2005年12月23日来信:

“老 舍,有‘茶馆’,请考虑。希腊之绘画,或可以他事代之,如哲学、历史、悲剧等。若论中国作家之无作品,巴金倒是一个很适合的人,他无小说创作,雄踞高座五 十余年,而上级以之为傀儡,大约也正在于他没有作品。有作品即成右派。离开反封建,离开争民主、要自由,巴金即写不出东西,至多批判现实主义。若按社会主 义现实主义写,他肯定一个字也写不出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此为欧阳山、丁玲、周立波诸老所坚持者,写出来便无人看也。延安《解放日报》登过一文,《报纸 是教科书》(听说是陆定一写的)其实,小说又何尝不是。胡乔木这人是二重人格:他要维护与推广的,其实是他内心反对的,因为此人究竟是有水平的。进城前, 中宣部在东西柏坡时,只有几个散兵游勇,听由陆定一、胡乔木二公分派一点临时小任务。那时,胡乔木有一次偶然对我说过一言半语:《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同 欧阳山的《南区合作社》均是赶任务的东西。言下之意,视若敝屐。但他在公开场合,又必须是政治标准第一。那时他这种一言半句的私房话,似乎只对他手下的两 个听话工具田家英、曾彦修二人说过一句半句。据我观察,在延安时他可能不一定会对别人讲过私房话。对吴冷西,可能会讲一句半句国际形势的私房话,因为乔木 知道世界大战是怎么回事。但谁为为之,孰令致之呢?他若不如此,恐怕早已不在人世了。他躲得过延安那一劫吗?有才又有见解,能存在吗?我辈之能活下来,在 那时其实是才识俱无的。阁下可能好一点,我那时就是个斯大林主义者,从未考虑过斯大林有何不对。唯第二次大战爆发前后有点不成熟的疑问:怎么没见到苏德准 备战争的号召呢?请你去看看毛泽东在苏德互不侵犯协定及二战爆发后的奇文,他比斯大林走得远得多,说世界革命的胜利保证,也是由苏德协定定下来的。这是一 篇极其可耻的文章,不知斯大林看了这篇东西没有?若看了,他不一定看得起毛。毛之承斯鼻息,甚于王明十百倍,已到了不顾廉耻的地步,王明何时做过此种媚 态?!”

(四)2004年7月13日来信:

“胡乔木、邓力群二人就是在1982年十二大后取得紧握党中央宣传最高控制权力的最严厉和最严密的司令官。从来都是内行整内行最为厉害可怕。”

(五)读《党史笔记》中谈党史编纂学一章后来信:

“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对于自己被某个人君格外施恩选拔重用过,即所谓人主以国士待我,我必以国士报之。这其实也是一种不坚持人民本位到底的立场,这叫‘曾经圣人手,字字变黄金’,并不是那么正确的。”

“胡甚追求(完整的理论体系),但均酸气十足,文理不通,不是味道。总像些高中生或大一学生替他拼凑似的。而且文气酸腐,语体文不通。什么叫‘权为民所用’?狗屁!比清末新政说还酸腐。这种权是神授的!”

 “胡乔木、毛思想一致问题。我觉得胡受到的教育,使他不大可能同毛思想一致。胡究竟是个书生,本来深受民主与自由主义影响。田 家英和我二人在其领导下编语文教科书一年,深知胡极佩服俞平伯、朱自清、闻一多等。胡因是秉笔太监,再加上毛拔胡于诸文人之首,胡‘于是感激,遂许先帝以 驰驱’。我看胡根本上是个二重人格与利害问题。他自己已上了神坛,下不来了。(软骨头是本质)”

“胡陆(定一)关系问题:据于光远较详地告知我,进城后一直是胡领导陆。于云,有一次陆不在场,胡对几个人说,‘可叫陆当北大校长去’,即公开表示胡可分配陆的工作了。此项权力,当然来自毛处。”

“拿日丹诺夫与胡乔木作比较,难说得很。日公一直抓一市一区的全面工作,他还在军事委员会中代表斯大林、党中央…… 在文化思想理论中,则其位远在少奇之上。《莫洛托夫访谈录》也盛赞日氏自学努力,学问好。但:日公的文化基础知识比胡似差得远。从日的著作看,他的知识面 比胡也差得远。日确有一样是内行,即音乐与音乐史。这是他的强项,所以做了两次报告。他骂文艺界名人时,就成泼妇骂街,有失体统了。”

(六)2014年7月30日来信,附有《环球时报》同日第14版王海运《中国对“颜色革命”的警惕性不足》文的复印件,说此文“是泛指的,事实上等于宣布一切知识分子都是反革命,比张春桥、姚文元的文章左的多。”

 

四,谈延安生活

(一)2004年5月9日来信:

“延 安各大小单位、学校等,原来都是在大路边或大路边很近的山上窑洞中的,除了毛在杨家岭等各处住地筑有小围墙,边区保安处的监狱筑有大围墙,康生的肃反情报 部门设在枣园里面的深山沟里外,其余一切机关,都并无围墙,原则上是开放式的,而且都在大路边。例如,原中央书记处所在的蓝家坪住址,就在通往榆林的主要 公路的西侧矮山坡上,是无任何屏障的。党中央机关比较集中的杨家岭,沟口也在大路旁,并无任何屏障。可是自1943 春初起,即在康生《抢救失脚(足)者》报告之前四五个月起,土地还在半冻结时,各大小机关、单位、学校,即无例外地开始大建土围墙了,施工费了几个月,有 个别人还开玩笑说,这真叫“圈地运动”(这四字似来自《资本论》)。这种施工,长达几个月,不管围墙有几百米长,都要修建。从此,到撤出延安为止,各机 关、学校均只有一个警卫严格的大门了,彼此之间的来往就完全停止了。延安各机关、学校之间已停止任何交往,往来的只有机要交通员, 延安成了一座沉寂的城了。此种状况,竟被保持到延安撤退,即1947年的春天,均无改变。”

(二)2004年5月26日来信:

“1941年起,就大种鸦片……1942年春,我随张闻天到晋西北,即在农家见到家家户户大量积存去年存下的鸦片秸秆与籽壳,几乎家家都有。究竟是何年开始种,我弄不清,会不会是1940年?”

“整风运动形成一个单位内部小组之间不能自由往来,个人之间更不能自由来往,而且人与人之间往往还有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这还成什么体统?延安有几年几乎就是一个死城,但是从来没有饿过饭。”

(三)2004年7月13日来信:

“延 安整风,名义上打垮了一个并不存在的、早已溃不成军的所谓教条主义宗派。实际上彻底打垮了周恩来为最高代表的全党的老干部‘派’。同时,建立了一个以前多 少有点影子的刘少奇派。这派是毛制造成的,用以打倒以上二派。这派看来是以刘为首,彭真为副,薄一波为再副。整风以后,无人不在被整之列与是否再用之列, 唯独刘、彭二人是在毛手下专门整人的人(林彪休息读书,成了隐士)。唯有任弼时在此时期特别,任也是专门整人的人,好像是毛树起来的。毛之树他,看来是要 调整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而硬行扶植起来。任一直不是拥毛铁杆分子,树此人看来是为了打通共产国际这道门了。”

(四)2013年11月22日致萧扬(抄送我)的信:

 “杨松,湖南人,可能是与王明、康生、陈云同机返延的,住在中宣部,同张闻天在一起,时在1937年12月。1938年5月马 列学院开办,我从延公‘考’(其实是‘调’)进马列学院的。第一学期两个骨干教师就是吴亮平与杨松。杨松讲中国近代革命史,约四五个月〔据张闻天蓝本 (按:张闻天本其实也有蓝本,即1936年上海光明书局的李平心的《中国近代史》)〕,始终未涉及东北抗日军一字。杨颇有口才,也有些学问。1941年5 月即调去筹办《解放日报》并任第一届总编。其时我们这些青年颇莫名其妙,因才堪此任者尚大有人在,为何落入此人手中(一个长期在苏联的人),颇为不解。 杨,湖南人,是否前与毛早相熟。大概1942年春杨即因肺结核病故。这时正是毛在延内部集中权力的时候,取消延安一切报刊,改办一家解放日报,张闻天旋即 在内部解除总书记。因此,杨松在此时一人高升,令人不解(这个新职务,非毛最相信的人不可)。”

(五)曾2013年11月27日复萧扬(抄送我)信,谈对东北沈阳一研究人员来文的意见:

“敌占东北后,东北抗日军队事似由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在管。1938年已回延安的杨xx(已忘其名),似即常住东北境外的苏联,领导此项事业。

“1938年上半年,他住在中宣部,给我们讲中国近代革命史一课,还不错。《解放》杂志38 或39年有他一篇《悼王德林将军》,王即抗联第x军军长。

“据 知,我义勇军前两三年路线完全错误,采取土地革命政策,将地方绅士及商人等赶入敌营,一致对我。我方已完全无法立足。后与苏方交涉,得苏方协助,兵员可全 撤苏境,另编为三个团或四个团,其中团长之一即金日成(但以中国军队名义)。另,冯仲云也是团长之一(解放后不久调京,任北京图书馆馆长)。

“据传云,在全国抗日战争开始时,事实上东北已无打抗日招牌的义勇军了。此前,号称两个军长的谢文东、李华堂均已降日了。赵尚志被自己的军队诱杀了。总之,内部真相,似至今无一可靠材料。”

 

五,谈苏联和国际问题

(一)读了我纪念李一氓文后200 1 年3月28日来信:

“三个世界之说,我倒素以为胡说,无非欲照此‘改造’世界而已。欲联合英法德共同反对美苏,可与人民公社、大跃进妄图媲美。其主观主义程度,已完全不能理解。秀才如乔冠华等自可依诏起草胡言乱语。时小平公刚二次复起,自然只能照本宣科。”

(二)读《党史笔记》关于个人崇拜一章后2004年3 月30 日来信:

“斯 大林说过,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这不相当明确么?斯似在毛上山前就这么提了,他的功劳也不能埋没。其实,各国国情无相同者,武装革命除中国外 对他国均不适合。越南、朝鲜完全是另一种情况;印度也全不适合。印度国情更是大异特异,宗教、文化、传统、民族与部落、种姓、印度根本搞不起统一运动来。 尼泊尔、秘鲁、哥伦比亚,……武装分子形同土匪,何能成事,‘毛思(毛泽东思想)’也不管用。毛思 在非洲也无用。在阿拉伯区谈不到。黑人区部族纷争第一,还有伊斯兰国,革什么命?”

 “苏联从1934年12月或1935年初之前才开始的大屠杀,开始一年还并未那么大张旗鼓。真正大张旗鼓地、公开地大杀共产党 员,是1936年杀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才开始并大宣传的。而在中国土地革命区域内,大杀根本并无其事的所谓‘AB团’,则发生在1930年。这是比斯大 林大杀内部党员干部还早五六年。这决不能说是从斯大林那里学来的,这绝对是中国的创造,与苏联毫无关系。苏联斯大林那时也在不断大杀人,但杀的多是十月革 命后留下来的工程技术人员及管理人员,还没有轮到大杀党内干部。”

(三)读我所写谈战后国际形势的文章后于2010年2月初四来信并附我的回信:

“最 大的收获是,中国是参加冷战最重要的一方之一:先苏后美。砝码始终放在人家的天秤上。毛在国内叱咤咽鸣,在世界则推掉四大国不为,而以作一方的大砝码而为 之。究属何故,虽费了解,但也非全然费解:两大之间,俨然老三。冷战投机,藉以自重。读尊著,第一次明确了悟:中国是冷战最热烈的参加者、制造者,而且希 望它持久下去,永远保持超紧张状态,——随之而来的当然是永远的‘文革’状态。毛至死未考虑过‘文革’状态有结束之日,而是永远地“文革”下去。毛要对国 家民族负责,他就不应该至死也不形成新的领袖小集团,他指定以华国锋为傀儡,领导小圈子仍是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如此,毛怎么对(得起)民族?对得起自己 的毛氏祖宗。

“战 后冷战形成,是否是一个过程。我觉得,恐怕是要以情报局成立正式开其端,事实上这些国家当时还是苏占区,各国政府,共产党,虚名耳。而各党的一些领导人, 大体上是长期在莫斯科住着的人。这个情报局会议,就是正式把这些国家固定为一个集团,今后一切都必须听苏联指挥。铁托想保持点独立,对不起:你就是间谍匪 帮!中国在建国前即通过各种方法表示输诚。(刘少奇是去请示的,他似乎是“贵宾”,但更是“跪宾”。回来后在沈阳的领导会还是干部会上讲:中苏干部间发生 争执,中方错的——三扁担;中方对的——扁担三。这是我在广东从南下干部中听来的。广东干部99.9%是从东北南下的,像我这样从北京出发的,我只知道两人——包括我。)(刘少奇表态长文: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是陈伯达写的,田家英、史敬棠是助手。)

“中国全境解放,斯大林初时恐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惧的就是怕在东方出现了个大铁托。苏联最盼望的,我以为与美一样,就是南北朝。这样,南是美蒋,北是苏中。中国就非全靠苏不能过日子——那时中国就完全是斯大林的一个附属国了。

“欧 洲方面自成立煤钢联营后,统一欧洲之类的活动有两三年似乎是法国在主导的。直到马歇尔计划,北大西洋公约订立。我觉得,似乎情报局成立,至北大西洋公约成 立,冷战局面便正式形成了。这时,实际上中国已即将全部解放,我们大家均在注意国内问题,对此一时期的世界政治局势,几乎丢在脑后。苏方在原子弹未造出 前,也不敢大动。宣布原子弹已造出,似在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略后。所以,我很同意你文章的主要分析,但是否可再明确一些,即:冷战正式形成于情报局与北大西 洋公约签订这一过程中。朝战似乎是形成后的第一次比试——它本身当然是冷战局面中的一部分。”

(四)2010年2月17日来信续上封来信所谈:

“你 这长文重要,主要是因为无人将战后实际情况简要讲清楚过。主要原因是被毛泽东弄的使人莫名其妙了。一会儿是四海翻腾,一会儿又是只争朝夕,美帝长期是纸老 虎,可一会儿又要请纸老虎保护;一会儿是早早地就自动宣布对苏联“一边倒”,一会儿又是天天叫苏修亡我之心不死。后来胡乱在地图上画了‘三个世界’——这 是最不能令人理解的:世界各国的态度哪里是你说的那个样子嘛?按该说法,南朝鲜、以色列均属于‘第三世界’。那时我们均在劳改中,总觉得这像大豆专业户一 样,要大致按大中小分开,好卖钱。他那划分,可说毫无根据,形同儿戏,还要在联合国大会大讲特讲。以乔冠华之知识,他能不知道他在胡说八道么,但他也不得 不讲。总之,在中国,毛如说地球是方的,也就可以出现一篇大论文证明此点。”

 

我的回信:

“彦修同志:

“连得二信,喜出望外。前一阵知你忙于著述,因此未敢多加干扰,耽误不少请教机会。现在大作告成,赞声不绝。一些人向我打听你的地址电话,我 都据实以告。我觉得你也是“十年辛苦不寻常”,应当饮誉而安,所以不怕给你增添麻烦了。大作确实反映极好。由于你历来过分谦虚,不事张扬,使得一些学者看 书后如获至宝,发现原来埋没了一位博古通今的大家,纷纷计划继续淘宝。我意以为你先休整一阵,然后出马,使你的宝藏供之于社会,以尽公共知识分子之责。因 此,凡有采访者,察其水平(太差的要婉拒,否则不胜其烦,且无效果),决定取舍。凡真有较高学术水平者,可选择少数几位,与其畅谈。随谈随整理,看到底行 不行,再最后定。这一想法,供你参考。

“我以为在你的宝藏中,最有价值者有三。一是身列少保之职,前后经历。现从各方材料证实,毛确有变党天下为家天下之考虑,如东邻做法(不但 金,蒋也如此)。原定对象为岸英,所以全面培养。一回来就让他向吴满有学习,中跟康生学政治,后跟彭老总学军事(可惜失事)。岸青不可能。最后只好交给极 不理想的江青(按陈云说法,起码不会挖祖坟。毛后来极重视身后评价,所以对邓小平极不放心),并火箭式地提拔毛远新。故有关计划传岸英的材料极有价值。而 且独此一家。

“二自然是康生,无须多赘。

“三是乔木。从延安中宣部(又独此一家)到后来告状,以及对此公的观察了解,都值得提供给后人。

“关于我写的那篇建国前后的国际形势,本来是向你请教的。将来真正用时还得重写。你的意见,我都同意。至于冷战从情报局成立算起,可能我未说 清。冷战的起点恐怕也有个过程。你说从情报局到北约组成,确有道理。既是美苏军事对峙的冷战,必得双方结成军事集团。情报局实际上只是苏联控制东欧和法意 两党的党际机构,算不得军事集团,而且还离心离德,都不愿把机关设在本国。日丹诺夫报告中提的形成对立的两个阵营,也是头一天斯大林所加,证明并非深思熟 虑的结果。另从一九五二年斯大林发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看,他仍坚持国际主要矛盾并非以美苏为首的东西矛盾,而是美欧之间的矛盾。他同意金日成南 进,也是基于这一认识。即设想美国不致干预。后来提出金日成到沈阳设流亡政府,也是怕和美国迎头相撞。另外一个重要问题是情报局的成立。说明苏东还未形成 阵营(一旦阵营巩固,也就解散了)。所以在情报局成立前后,东西双方还都处于笼络和团结内部的阶段。正像毛说的,反苏反共是个幌子,目的在于控制盟国。因 此这时还不能一下就把主要矛头针对对方。据此看来,你讲有个过程,我看很对。

“明天《炎黄春秋》开会,或许可以见面。但彼时肯定人多,没机会多谈,所以先匆草此信,作为答谢。

“希望你注意身体,勿过劳累。也祝愿你精神愉快,身体健康!

                                         何方顿首

                                         二○一○年二月廿五日”

 

六,其他

彦修同志2014年9月9日给我的信,看来应是一封给别人复信的误寄。其中谈到他对当年广东一些人和事的看法:

“陶(铸)、赵(紫阳)去粤,实为夺叶(剑英)、方(方)、古(大存)等之权,等于接管。其时赵极左,又坚持没收华侨住宅,扎根串连老一套,我对之十分失望。孰知他最后来了个大跃进,可喜 可贺。当时杜润生也来粤报告,左而烦琐,死抱着刘少奇、邓子恢那套又左又烦琐的农村土改政策,全力攻击叶、方。杜后来也大变了,可喜可贺。来源均在邓子 恢,邓又来于刘少奇。照刘的那套搞下来,农村也要搞光。毛是快速消灭法,刘是慢速消灭法,结果差不多。自农村打出来,结果是把农村搞光为止。

“杜、赵均大进步,但毛、刘均是高高在上,无进步,反倒退。毛是大胆消灭,刘是慢慢破坏。刘有所觉悟,毛则越冲越猛,终至‘地、富、反、坏’,农村又无好人,又以二流子为主力军了,回到1926年的观点:赞美革命先锋要到小姐的象牙床上摇几摇,终身不改这些观点。‘炎黄’九月号84页李维民文值得一看,反证毛指定的接班人中有侍女一说。”

 

(2015年6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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